传言玉女 玉兰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行三四里为青羊宫，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神肤洞达。自宫以西，流汇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县，或所云“江从灌口来”是也。

　　人家住溪左，则溪蔽不时见，稍断则复见溪。如是者数处，缚柴编竹，颇有次第。桥尽，一亭树道左，署曰“缘江路”。过此则武侯祠。祠前跨溪为板桥一，覆以水槛，乃睹“浣花溪”题榜。过桥，一小洲横斜插水间如梭，溪周之，非桥不通，置亭其上，题曰“百花潭水”。由此亭还度桥，过梵安寺，始为杜工部祠。像颇清古，不必求肖，想当尔尔。石刻像一，附以本传，何仁仲别驾署华阳时所为也。碑皆不堪读。

　　钟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严公不死，浣溪可老，患难之于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段奇耳。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

　　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顷之霁。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楚人钟惺记。

　　《浣花溪记》一文记述了作者游览浣花溪和杜甫草堂的经历。文章以浣花溪为线索，主要写溪，兼及他物。作者是以自己的游踪所至展开描写的，由于其沿溪而下最后走到杜工部祠，所以文章随着溪流的宛转逶迤一步步将读者引入胜境。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开篇起到“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止，写浣花溪的地理位置、溪流走向、景色概貌及享有盛名的缘由；第二部分，从“行三四里”至“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记叙游览浣花溪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三部分，从“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至篇末，交代游览的时间、天气和作者与世人不同的游览境况。作者在写景中，蕴含着对杜甫处于穷愁奔走之际仍能择胜而居的崇敬，寄托了自己卑视庸俗礼教，追求清闲自适的情怀。

　　文章第一段，是作者对浣花溪的总体印象。作者从浣花溪的方位落笔，接着以“西折纤秀长曲”总写溪水的流向和形状。进而用“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五个比喻，极写纵目所见溪流的曲折多变，生动地描绘溪流的形状。而后又以“鉴”“琅玕”“绿沉瓜”喻溪水，展现了它清澈透明、莹然如镜而又澄碧柔美的特点。作者穷形尽相地描写溪水的形状和颜色，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接着作者把笔锋转到视点近处，对“长曲”下游给予概括描写：“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至此才点出浣花溪的名字。这句话收束并紧承前文的比喻，分别从颜色和形状两方面着笔，最后双承一收，句法错综而行文严密，描绘出一幅完整而丰富的图景。接着，用“然”承上文“皆浣花溪委也”作一转折，作者特地强调浣花溪与杜甫草堂的关系。这一精当的议论，褒扬了杜甫的名望，为后文的进一步议论作铺垫。

　　第二段，作者把笔墨落到浣花溪附近的青羊宫，写随溪前行所见之景。“溪时远时近”，从空间感觉上写溪水的曲折迂回；“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描写岸上竹柏成荫，苍然一片，隔岸而望，黑郁郁的几乎沿溪尽是；“平望如荠”，形容树木在远望中犹如小草一般，与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天边树若芥”意蕴相近。“水木清华，神肤洞达”，总写两句，表现浣花溪山光水色的清幽秀丽，增添了文章情趣。杜甫在穷愁奔走中犹能择此胜地而居，这样旷达的襟怀令人钦佩不已。这一段描写青羊宫附近的浣花溪景色，视野空阔。

　　第三段介绍浣花溪的源流，但仅从轿夫口中侧面点出，一笔带过，作为传闻之辞。而重点写溪旁人家，错落有致，景色如画。凡有人家住处，溪流就被遮挡；一到没有人家的空阔出，溪流又呈现在视野之中，“如是者数处”，写出人家错落和溪流掩映的情状，于溪水的隐现中抒发了愉悦之情，颇有风致。“缚柴编竹，颇有次第”两句以工整的句式描写临溪人家的风貌，展现出其乡野淳朴之趣，成为沿溪景致的点缀。随后，作者一一交代沿溪的“缘江路”亭、武侯祠、“浣花溪”题榜等古迹。抵达此行的目的地杜甫祠堂后，作者不再着力写水，转而描写这座建于宋代的杜工部祠。作者未对其作浓墨重彩的描摹，写祠中的画像，仅以“清古”二字传其风神，以求与溪之清逸相协调。这一段介绍浣花溪、杜甫祠，意在为写杜甫及由此引发的感慨蓄势。

　　第四段中，作者直抒胸臆，叙说杜甫“穷愁奔走”之事，以此反映杜甫在穷困之时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突出杜甫幽恬渊静的人格与从容的风度。行文至此，作者对杜甫的敬仰、爱慕跃然纸上，凸显了文章主题。

　　最后一段，交代出游的时间和经过。作者厌恶世俗的应酬，清早独自探访杜甫草堂，正是其高洁自持情怀的体现。文末用自己“偶然独往”同“使客游者”的附庸风雅、冠盖喧哗相比照，表达了作者对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的嘲讽和鄙视，从另一个侧面也表现出作者对杜甫的敬仰和对浣花胜地的热爱。并衬之以“是日清晨，偶然独往”，烘托出作者的孤独之感。

　　这篇文章结构紧凑，线索清晰，作者以浣花溪为主线把所观所感贯穿其中。最后两段，以“钟子曰”发感想，实仿古辞赋篇末乱辞之例；记出游时日及缘起并具名，实仿唐宋古文家游记体例。这两段体现出作者对人生境界的思考。文中写景，善用比喻、白描，其语言显示了竟陵派散文的独特风格。

参考资料：

　　该诗概括了诗人在苍茫海域内东征西讨的战斗生活，暗寓抗倭斗争的艰难困苦。因有感于曾一起抗倭的汪道昆被弹劾罢官，来形容自己像远离京师孤立无援的臣子，远望皇帝居住的地方，作者仍盼抗倭斗争能得到朝廷的充分支持，既表达了对祖国的赤诚，自己有一片抗倭报国的一腔热血，也蕴含了对朝廷的忠贞。

　　此诗以十分形象化的手法，抒发自己的丹心热血。

　　首句“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此诗虽为登临之作，却不像一般登临诗那样开篇就写景，而是总括作者在苍茫海域内东征西讨的卓绝战斗生活。“寒”，既指苍茫清寒的海色，同时也暗示旷日持久的抗倭斗争是多么艰难困苦，与“孤臣”有着呼应关系。第二句写登临，又不是写一般的登临。“望宸銮”，交待出登临望阙台的动机。“孤臣”，不是在写登临人的身份，主要是写他当时的处境和登阙台时复杂的心情。战斗艰苦卓绝，而远离京城的将士却得不到来自朝廷的足够支持，作者心中充满矛盾。得不到朝廷支持，对此作者不无抱怨；可是他又离不开朝廷这个靠山，对朝廷仍寄予厚望。所以，他渴望表白自己的赤诚，希望得到朝廷的支持。正是这矛盾的心情，促使作者来到山前，于是望阙台上站起英雄伫望京师的孤独身影。至此，我们才会看到，第一句诗不是徒然泛设。它其实为下面的登临起着类似领起的作用。没有多少年艰苦的孤军奋战作前题，那么此次登临也就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一联是借景抒情。作者登上望阙台，赫然发现：千峰万壑，秋叶流丹。这一片如霞似火的生命之色，使作者激情满怀，鼓荡起想像的风帆。这两句诗形象地揭示出封建社会中的爱国将领忠君爱国的典型精神境界。在长达十来年的抗倭战争中，作者所以能在艰苦条件下，不停懈地与倭寇展开殊死较量，正是出于爱国和忠君的赤诚。

　　“繁霜”二句，作者借“繁霜”、”秋叶”向皇帝表达自己忠贞不渝的报国之心。虽然，王朝对自己海上抗战支持甚少.而且甚有责难。但自己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虽凝如繁霜，也要把这峰上的秋叶染红。作者轻视个人的名利得失，而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哪怕自己遭致不公之遇，也仍然忠心耿耿地驰海御故。由于作者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高尚的爱国情怀，尽管是失意之作，也使这首诗具有高雅的格调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用拟物法，以繁霜比喻自己的鲜血，形象生动，在艺术表现上极富感染力，读其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愧为千古传颂的名作。

参考资料：

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轻雷殷地声。
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这首七绝写了大雨前后的景象。前两句风雨雷电，气象磅礴；后两句雨住风停，清新恬静，一前一后对比鲜明。诗人通过对自然风雨的描写，借景抒情，抒发了一定的人生哲理：风雨过后，景色会格外美丽；遇到挫折，战胜挫折后，会觉得人生更美丽

　　前两句已把大雨写得十分畅满，极力描述了大雨的气势。黑云压城，风急雨骤，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急”、“驱”、“洒”三字形象地表现出夏雨的骤猛。云是“压”的，雷是“殷”的，又说明黑云、雷电的迅疾。

　　后两句描述雨过天晴的景象：雷雨过后，草色更青，池塘水涨，蛙声一片，诗人匠心独运，在震耳欲聋的雷声雨声后，仍写蛙鸣声，而两种声音，收到的是一闹一静的不同效果。雨后恬静平和的景象，与前两句磅礴威猛的雨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诗写的是雨来到和雨止的景象。诗的前半句写出雷雨交作，气势雄峻；后半句写雨过天晴，平淡恬淡。前雷声，后蛙鸣，两两对照，逸趣横生。诗人通过写大自然的景况，告诉读者大风大雨虽然猛烈，但时间不会长久，当人遇到困难时，要坚持、要勇敢顽强，与之斗争，难关是会度过的。

　　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夏天所特有的雷阵雨前后的自然景象，开门见山，展现了大雨奇观。诗人站在城楼上，眼见疾风驱使着大雨，顿时大雨磅礴。然而夏天的阵雨来得快，去得疾。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只留下一片蛙鸣。诗人通过自然界的风雨，感悟到了人生哲理。这首诗在造词遣句上虽模仿唐人，但在立意框架上与宋人咏景诗相近。刘基是诗人，更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胸怀往往与大自然的景况相融合，喜欢通过自然景观抒发人生的哲理，使天籁中赋有理趣。

参考资料：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而请记于予。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而不敢废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盖尝毁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斥于唐，而犹存于今；坏于有鼻，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骜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

　　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瞽瞍亦允若，则已化而为慈父。象犹不弟，不可以为谐。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抵于奸，则必入于善。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诸侯之卿，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

　　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君（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君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君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